9月4日，在第四届中国类器官转化医学大会上，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临床转化科学中心主任王韫芳透露了一个令业界振奋的消息：由其研究团队利用类器官技术辅助研发的一款抗抑郁新药，近日已顺利完成Ⅲ期临床试验。如果一切顺利，该药有望成为我国首个基于类器官技术研发的一类抗抑郁新药。
尽管目前该药物的具体名称、合作药企以及详细的临床数据尚未公开，但这一进展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类器官技术已经跨越了实验室概念阶段，实质性地切入了国内药企真实的新药研发链条，其应用范围正逐步覆盖药效评价、毒性预测以及候选化合物的结构优化等核心环节。
从“毒性预警”到“指导分子改造”：类器官如何发挥作用？
在新药研发阶段，早期识别药物毒性并据此调整化合物结构，是提高新药研发成功率的关键。清华长庚医院团队在此次新药项目中，正是借助类器官敏锐地捕捉到了与药物毒性相关的早期细胞氧化损伤。基于这些数据，研发人员对化合物结构进行了精准修饰，在确保原有药效不打折扣的前提下，成功降低了药物的毒性。
这种“发现毒性机制—锁定毒性基团—指导结构改造”的技术路径，在此前王韫芳团队发表于《Cell Death & Disease》的一项研究中就有过清晰的展示。
当时，团队为了探究抗抑郁药度洛西汀的肝毒性机制，利用人源HepaRG细胞构建了3D肝细胞球模型（EHS）。研究观察到，度洛西汀会在早期诱导细胞内谷胱甘肽耗竭和活性氧升高，随后引发线粒体功能障碍、脂肪变性和胆汁淤积。更为关键的是，团队通过进一步分析，将度洛西汀分子结构中的“萘环”锁定为关键的潜在毒性基团。
为了验证这一发现，研究人员设计了对照化合物S-071031B——将度洛西汀中的萘环替换为苯并二氧杂环戊烯（俗称胡椒环）。功能验证结果显示，新分子在EHS模型中引发的氧化应激反应大幅减弱，细胞毒性及各项肝损伤指标均得到了显著改善。这证明了利用人源3D模型产生的功能学数据，已经完全有能力直接指导候选药物的研发决策。
突破化药局限，类器官正渗入更多评价场景
除了在小分子化药中大显身手，类器官技术在成分复杂的中药安全性评价中也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
针对中药复方因成分复杂导致肝毒性来源难以明确的痛点，王韫芳团队与中药企业展开合作，对经典名方进行安全性再评价。团队采用“拆方”策略，将复方成分进行拆分、重组并逐一排查，目前已成功揭示了雷公藤甲素、马兜铃酸等成分的肝毒性机制。
例如在2022年，王韫芳团队联合王伽伯等研究人员（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针对何首乌二苯乙烯苷的顺式异构体（cis-SG），利用人源3D肝模型结合高内涵成像技术进行了全面评估。结果发现，cis-SG引发的主要异常表现为线粒体膜电位下降，从而明确了其肝毒性主要与线粒体损伤高度相关。
技术与监管同频共振，行业迎政策利好
技术的落地不仅需要科研团队的推动，同样离不开监管政策的支撑。近期，国家相关部门正密集出台政策，推动类器官、器官芯片等新一代评价方法（NAMs）进入真实药物研发与官方审评体系。
今年7月，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针对《推进新方法研究和应用试点计划（“先锋计划”）》公开征求意见，明确鼓励药企、技术机构与药审中心在研发早期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以加速类器官等新技术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进程。
紧接着在8月31日，CDE又发布了《单克隆抗体动物试验减少或替代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文件中明确“点名”将类器官、器官芯片与计算模型作为减少或替代单抗动物试验的重要技术路径。
从政策释放的信号来看，单抗领域的减替要求大概率只是一个起点。可以预见，随着方法学验证、行业标准体系的建立以及监管采信机制的日益成熟，类器官技术必将覆盖更广泛的药物类型和评价场景。而此次完成Ⅲ期临床的抗抑郁新药，正是这一技术深度融入新药研发链条的早期成功缩影。未来，这类由新技术驱动的研发案例将逐渐成为常态。